今年春节，风和日丽，我从都市兴致勃勃的回到了老家。把盏喝酒之际，我问年迈的母亲：“通顺牯为什么没来？”母亲灿然一笑，说：“通顺牯到邻县永兴县大布江当倒插门女婿去了，唉，五十老几的人了总算有个家了……”

通顺牯与我是共一个曾祖父的堂兄辈，和父母亲是邻居。他当了30余年的护林员，因得罪了不少人，长期孤身一人。每到春节时，父母亲都要叫他过来吃一顿团圆饭。他那漫长的护林生涯，虽然比不上林业战线老英雄马永顺的事迹那么动人，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通顺牯两兄弟，他是老二，生下没有多久，父亲死了，他母亲改嫁到永兴县大布江，不久继父又病亡。于是，他母亲又带着两个儿子仍旧回到了资兴市州门司乡的老家居住。起名时，他母亲请我那有点墨水味的伯父去了。伯父读过几年私塾，是方园几十里小有名气的“老先生”，在翻了一通“之、夫、者、也”的书后，分别以德顺、通顺命名之。大儿子“德”字当首，意即只要守德事就做得顺当；二儿子通顺也，寄望其发奋读书文章写得通顺，将来定有出息。谁知，事与愿违，由于家境贫寒，两兄弟没念完小学，都辍学了。我们村子里叫人名有个习惯，凡男孩名后必加“牯”，意为像牛牯那样健壮有力；凡女孩名后必加“婆”，意为今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意                              

这样一来，久而久之，“通顺牯”这名字就叫得很响，一呼即应。

通顺牯大我很多岁，因为是邻居，小时候常在一起玩。那时我们的后山古木苍天，几人合抱的松树雄伟挺拔。秋天，满山遍野的仁珠树和野柿树果实累累，黄澄澄一片，分外好看。通顺牯会爬树，他常常爬到树顶去摇果，果实坠落满地，两人装满衣服口袋后才回家。五十年代末，又是秋天来临的日子，我们山上的树被砍去炼钢铁，光秃秃一片，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六十年代初，我上学了，通顺牯则开始和大人们一道作农活了。那时，我父亲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觉得山上无树是个大失误，就发动社员上山栽竹子和植树，并立了禁牌。山上绿了，树大了，几年功夫，村庄后面山上变成了一片绿洲。有人起了贼心，常上山盗树，我父亲好不心疼。情急之下，我父亲推荐了通顺牯当了护林员，在白天出集体工10分的基础上再加2分，但早晚必须巡山，遇有偷盗猖獗之时，还得晚上守山。通顺牯不负重望，天不亮就到山上转悠，晚上到子夜时分才回来。他不怕“鬼”，可在坟堆里过夜。一次秋夜里，他将几个偷树贼逼进一片密林，并虚张声势，这里喊几声，那里叫一通，造成人声鼎沸之势。贼们伏下不敢动，通顺牯就下山喊人，将贼们逮住了。

从此，山林平静了好几年。

 “文革”开始后，我父亲成了中国大地最基层的“走资派”，常被造反派拉去批斗。父亲“靠边站”后，又有贼开始偷树了，父亲暗中跟通顺牯说，你要想法子制止。通顺牯由于出身好，又无牵挂，造反派头头强拉他入了“造反派”组织。这时，他就利用其特殊身份，在群众大会上，亮开大嗓门儿说，谁敢偷树，我就叫“造反派”随时搭台斗谁。因为怕斗，也就很少有人顶风作案。记得有一天我们家正在吃晚饭，通顺牯神色匆匆的在我父亲耳边嘀咕一阵子就走了。第二天天刚亮，父亲独自一人背着挎包带了点干粮，就到几十里外的瑶乡破篾织箩筐去了。早饭后，几个“造反派”来到我家，气势汹汹质问我们，你家的“走资派”哪去了？原来这天，大队上要开大会，要将我父亲和一大帮所谓的“牛鬼蛇神”戴高帽游洞，我父亲听到通顺牯传来的消息后，觉得受辱，就跑了。后来，被逼无奈，我伯父领着一个“造反派”从几十里地的瑶乡将父亲找了回来，父亲一天未进食，被戴着高帽和“牛鬼蛇神”游洞，“牛鬼蛇神”一个个都绑了，有人也要绑父亲，通顺牯发挥他的特殊作用，唬着脸，说我父亲是党员，与其它人不同，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些人听得在理，也就放了一马。

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复出，当上了大队长，主管林业。他又亲自点将，让通顺牯当上了专职护林员。通顺牯恪尽职守，干得更欢了。一次，他将前来林场偷树的亲戚捉了。这位亲戚正在给通顺牯物色对象，这下麻烦了，你通顺牯不认亲，我这个亲戚也不认情。从此，亲戚不亲了。通顺牯“六亲不认”传得很远。很多姑娘都放出风：嫁鸡嫁狗，不嫁通顺牯！

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仍然聘任通顺牯作护林员。我们配合默契，还一起抓过几次偷树贼。至于他收缴过多少偷树贼的斧子和钩刀，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多次被乡里县里市里评为护林模范。

后来，通顺牯不当护林员了，“下岗”了。因为人们生活起居发生了很大变化，盖房子是砖混结构，基本上不用木料，烧水做饭用上了煤和电，不需要到山上砍树当柴烧了。日常村民需要木料，办个手续自采自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福”享啊。                                    

我到都市工作后，回家探望父母时，都要请通顺牯过来坐坐，聊聊天，或喝上几杯“土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