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世纪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及对社会的影响
    正山小种红茶自1610年由荷兰人传至欧洲是当作一种东方珍奇的物产传入的。相当一段时间并不流行，只是供宫庭、贵族、商人等上流社会享用。由于价格昂贵异常，不是一般民众享用得起，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说。到18世纪初红茶出口价达每担（100斤）40两。这样优厚的价格足以推动红茶生产不中断。因此比社会和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意义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首次打开了中国茶叶的世界市场。
    （2）18世纪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山小种红茶的贸易开始急剧上升是17世纪末期。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确定广东之黄埔，福建之厦门，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英国经过二次英荷战争掌握了海上霸权，开始了与荷兰垄断的东方茶叶贸易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导致茶价下跌；加之英国皇室推崇红茶，导致英国社会上下兴起一股饮茶之风；同时通过殖民活动，又把这股饮茶之风向世界更广的范围传播。与此同时茶价大为降低，满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
    伴随着茶价不断下降，茶叶输入量反而急剧上升。因而18世纪是武夷红茶最为辉煌的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当时有谚云：“药不到樟树不灵，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当时各地所产的茶叶大都以星村为集散地，输出的武夷红茶垄断海外市场一个多世纪。
    随着茶叶出口不断增加，种茶成了当地农民一种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种茶、制茶成了武夷山区主要的农事活动。星村、下梅成为崇安县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为集散地。红茶外销的扩大，给当地带来丰厚的利益，成为当时崇安的经济源泉。红茶外销的急剧扩大，使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也不断向外扩大，全省各地都出现仿制的武夷红茶。1706年，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出口。
    武夷红茶外销大盛给周边地区，乃至给中国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江西河口镇在明代中期前只有二、三户人家，清代武夷山茶大量外销，河口镇地处信江边，是茶叶入鄱阳湖，再南下广州，北上恰克图的必经之地。武夷山茶叶在崇安星村、下梅不但汇集了该地茶户，而且吸引了附近各县的茶叶入市，茶商在这里精制，包装后运至江西铅山河口镇，因此河口镇又成为一个大集散地，造就了河口镇百年的繁荣。
    在对外影响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交易填补英中茶叶贸易逆差，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18世纪茶叶贸易的发展使白银源源流入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茶，却无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来交换，只得把大量的白银运来中国购买茶叶。早年来华的英国商船，运载的白银常常占90%以上，货物价值不到10%。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中国还一度造成“钱贵银贱。”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白银的流向，虽采取种种办法均无济于事。但最终“解决办法终于在印度找到了。”居然使用了毒品----鸦片。
    从1773年东印度公司对鸦片实行专卖到1785年的12年中，公司从鸦片贸易中共获利534000英磅，从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必须从欧洲运往中国的现银数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的输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银倒流。”1806-1809年，约有700万元的银块和银元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贸易的差额，这是英国对华出超的开始。鸦片贸易的发展，不但使金银倒流，而且这种毒品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
    （3）19世纪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和对社会的影响
    19世纪是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正山小种红茶在这时期达到顶峰。《武夷山市志》载：清咸丰四年（1854），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这大约是武夷山对武夷红茶有记录的最高出口量。
    五口通商后在武夷茶区茶树扩植如火如荼，森林变成茶地。桐木村境内各地，原为山高岭峻无人居住的地方，处处都有人在此安家立业以开山种茶为生，久而久之，这些山高水冷之处都发展成为人烟聚集的村庄或茶厂了。现在桐木村海拔2000M的茂密森林中还能找到当时茶园的遗迹和废弃的老茶树，而现今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M以下地区，可见当年桐木茶园扩展的规模之大。当时的记载说，农民把把稻田皆改种茶，当时的茶业生产规模很惊人，每年的茶季从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万余人。
    正山范围内以茶为生的厂户（茶农）约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约有三十多万斤。制茶的茶庄茶行大小约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种中心产区的桐木村，在咸丰同治年间也出了一个颇俱规模的“梁品记”茶庄。“品记”茶庄老板梁炳基为当时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范围计有99个茶厂，估计其产量在一、二千担，由于生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是完全的正山货，品质优异，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竞价拍卖时，洋买办均以“品记”红茶为标准，其卖价最高，其家族经营红茶获利巨万，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国时随着红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没落了，在庙湾现仅留一废墟。
    19世纪末是武夷红茶盛极而衰的阶段。
    19世纪对武夷红茶生产影响最大的三大事件，使武夷红茶在国际，国内，省内的影响逐渐下降。
    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间，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红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红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逐渐降低。
    二是20世纪中后期的六十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
    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武夷红茶影响最大的还是印锡红茶的崛起。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印锡茶业几乎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由于华茶对外销的依赖，英商一方面肆意压低茶价，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华茶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业负担，各国列强纷纷入侵，夺取各种特权，进一步摧残茶业。内忧外患下的国内茶业以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华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5000多年来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业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叶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便是武夷红茶生产在本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后半期茶价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销度大，因此跌价造成的影响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价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最为亏本，有三百万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12]。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几乎完全荒废。
    可见由光绪入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业市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福建红茶“久为环球各国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国竞销失败后，高档红茶如正山小种，祁红仍有市场[13]，《崇安县新志》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脑，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山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来，虽因制法不良，不无受印度、锡兰、爪哇、台湾各茶之影响，然因土壤之宜，品质之美，终未能攘而夺之”。
    解放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为了保护这一特殊的茶产，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在省政协大声疾呼，采取有力措施扶持这一历史名茶的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的1992年桐木村红茶厂的正山小种红茶全年已生产20.5万公斤（4100担），且全部出口。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春风劲吹，武夷山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名声逐渐又鹊起。现在桐木村的茶园已经渐渐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拥有大约5000亩茶园，正山小种产量已逾4000担。区内元勋茶厂厂长江元勋承继祖上500多年来的茶叶事业，目前已集中桐木村70%的红茶生产。产品获多国有机茶认证，出口美、日、英、德等国；另一家为桐木红茶厂也占据了全村另外30%的红茶生产份额。
    正山小种红茶正在努力地恢复她本来的历史地位。
    探寻红茶贸易的源头，使桐木村成了蜚声国际的著名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正山小种红茶在17世纪初从桐木村输出，就象山涧的涓涓细流，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历程已汇成滔滔江河。当时西方在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时是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制造红茶，因此探寻红茶秘密一直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如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在1792年是以祝贺乾隆皇帝80寿辰之名，而实际上负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到中国采集茶树和茶种的特殊使命，最后在二广总督长麟帮助下，如愿以偿[16]。作为红茶贸易源头的桐木村，则一直是外国人寻奇探幽的目的地，据载早在1699年红茶贸易开始大发展的时期，英国人杰克明?萨姆（Jcamin Tham）进入武夷山桐木一带采集植物标本[17]，这些外国人的身份一般是生物学家、传教士，但往往在这些身份的掩盖下进行探寻红茶秘密的活动。但探寻红茶的初衷却又引出了另一个结果。这里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物种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桐木村位于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这里地处温带，亚热带交替地区，是世界动物地理分布两大区（古北区、东洋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境内包括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还是候鸟南北迁徙的休憩地。境内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植物群落，形成了世界少有的特殊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新种繁多。这自然吸引了这些有生物学家身份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把采集的一些动植物标本带回欧洲后，发现了大量的新种，则召来了更多的生物学家和神父，其中较出名的有：1823年法国神父罗文正在挂墩建立天主教堂，采集了31000多号珍稀植物标本。还有美国人F.P.Metcalf（时任协和大学生物系教师），奥地利人H.Hand Mazz[18]。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失利后，外国人进来更方便了，其中采集植物标本最著名的则是1843年和1848年二次到武夷山把红茶秘密窃出的英国人福琼(R.Fortune)，采集动物标本的则是曾在四川宝兴发现中国大熊猫和鸽子树珙桐的法国传教士大卫（谭微道）（P.A.David），他在1873年来到挂墩采集大量动物标本，回国后发表若干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新种，标本存于巴黎自然博物馆、崇安桐木挂墩开始闻名于世。大卫之后还有曾在福州海关任税务司的英国人J D La Touhe于1896-1898年间多次到挂墩采集动物标本，还把挂墩周围最高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大卫山（Mt David）。他们还在三港、挂墩设置教堂，这些教堂常常成为收购标本的转运站。这些外国人常用高价收买标本，引得当地农民争先恐后将所采集标本卖给他们。桐木、挂墩一带本是正山小种产茶区，曾因外国人大量收购标本致使茶区荒芜。
    稍后进入桐木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还有英国医生斯坦利（A.Stanley），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学者波普（Clifford H.Pope），英国标本商史密思（F.T.Smith），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帕利希（Klapperich）。这些采集的标本中先后发表了近千种动植物新种，遂使桐木、挂墩、大竹岚地区成为蜚声国际的著名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桐木及周边地区在1979年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7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00年更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正山小种红茶研究所